古代服饰制度形成因素与轨迹的分析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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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服饰制度形成因素与轨迹的分析探析
吴爱琴
 
[关键词] 先秦社会;服饰制度;阶层;礼制
[摘 要] 中国古代服饰制度是阶级社会发展出现的产物,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确立的过程。本文依据文献材料分析了服饰制度形成的社会因素,结合时代背景缕析了其形成轨迹。认为西周时期服饰制度初现,但并不完备,春秋战国时期,服饰制度不但没有随着礼崩乐坏而消亡,相反随着君主专制政权的出现得到了加强和巩固。以后各封建时代均对其进行继承和补充,服饰制度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有力工具。

服饰的产生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界做出的积极反应,是人们自然保护思想意识的体现。阶级社会形成后,把社会成员按血缘及其它原则分为不同阶层,并赋予各阶层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以此来分配享用社会权力和财富。为了使这种等级秩序有鲜明的标识,服饰成为表现人们身份等级的最佳选择。因而“中国古代服饰至迟在国家形成后,已超越驱寒护身的功能,成为‘身之表’,即身份地位的表征和象征。”[1]

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形成的重要时期,我国的行政制度、经济制度、官制、军制等相继产生并趋于完善,奠定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服饰制度作为古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时期也经历了萌芽、发展到最后的形成确立,最终形成了一套规范的政治体系。关于中国古代服饰制度的形成,学术界多认为西周时期已经确定完备,春秋战国时期遭到破坏。如李岩先生认为,周代服饰制度于西周时期表现出严格等级性、同一性以及成体系的服饰规制,到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无法维持下去;缪良云先生认为,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以后,西周产生完整的冠服制度;朱和平先生认为西周服饰制度完备;赵钧、李育民等先生持同样观点[1]。本文对服饰制度形成因素及背景进行分析,认为真正形成确立于战国时期。

一  服饰制度的形成因素

服饰制度的形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各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有一个渐进的形成过程。它的形成有两个必然因素,一是社会阶层的产生,二是维护阶层等级的礼法道德的形成。

    1. 社会阶层的产生
新石器时代后期,出现了社会阶层。掌握权力的一些氏族部落首领开始聚集财富为己所有,成为部族显贵,而广大的氏族成员则日益贫困,成为被统治的对象,社会逐渐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夏商时期,国家政权的建立,使得这种阶级划分得到强化。西周时,周王通过宗法分封制建立了庞大的国家政权,形成了阶级集团,每个阶级内部又分为多个阶层。《周礼·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1]孟子对此有详细的阐述:

北宫錡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
    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当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逹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爱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爱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糞,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1]

    《左传》中也有记载:
   《左传》桓公二年:“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左传》襄公十四年:“天子有公、诸侯有亲,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

《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群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有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以侍百事”。

    《左传》哀公二年:“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1]
    以上记载证明春秋时期社会等级划分的详细及存在的普遍性,整个社会分为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等十余个等级,庶人工商阶层也有等级。奴隶主阶级有王、公、卿、大夫、士;平民阶级包括有士的隶子弟、庶人、工商;奴隶阶级有皂、舆、隶、僚、仆、台、圉、牧等;说明西周时期社会等级的划分已很详细。

西周时期社会等级的确定,是夏商以来形成的等级制和宗法制的继承和发展,依照血缘亲疏关系来界定,以“亲亲尊尊”原则来执行。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小人间的政治等级关系实际是宗法血缘关系的再现,血缘关系近,地位就高,远的就低。二者关系中,周王室下令以政治关系为上,不得以血缘关系代替或干扰政治关系,即“不以亲亲害尊尊”[1]。当然诸侯中也有少数地位高的异姓贵族,则是功绩卓著使然。诸侯国内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划分等级。平民阶级中小人、庶人的职业同为种田,但由于小人和贵族同族,而庶人则是被征服的异族,故小人等级高于庶人;因农业是国之根本,故庶人地位又高于工、商业者;奴隶阶级多是掳回的战俘,在贵族家从事某种固定职业的劳动,其等级主要依职责来定。所以周代社会阶级和等级主要以血缘及职业来划分,统治阶级内部主要为血缘的宗法关系,被统治阶级内部没有血缘关系,则以其职业的重要性来区分。

   2.礼的形成
西周时期社会阶层的等级划分,表现了人们在家族和社会上的身份地位。每个等级都有权利、义务及行为准则,为了维护这种等级的有序性,表现等级的严肃性,就要制定有效的措施,于是礼应运而生。董仲舒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礼之所为兴也。”[1]可见礼是为了表现等级和尊威而产生的。

 礼指较固定的行为准则,包括行为表现的节仪及其中蕴含的思想,具有自觉有意识的性质。早期的礼以敬鬼神为核心,表现为对鬼神的尊敬而制定的礼仪。“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1]王国维释:“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1]随着阶级社会的演进,礼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据载夏启时就为显示天子威仪庄严制定了繁琐的礼,西周成王、周公时期,统治者将事神致福的原始仪式“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扩展化,成为一套早期奴隶制的习惯统治法规。”[1]真正成熟的礼乐制度得以确立,“礼”从“仪”中分离出来,由单纯的祀鬼神而上升为“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1]礼成为统治工具,成为治国之本。“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1]“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1]从而使“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礼记·曲礼上》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1]礼在周代政治思想形态中居于核心地位。正如司马迁所讲周礼的目的是协调“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使“事有宜适,物有节文。”[1]

  商周时期,为增加隆重场合的庄严肃穆气氛,使用器物上常使用夸张狰狞的动物纹样。
张光直先生说:“商周艺术中的动物是巫觋沟通天地的主要媒介,那么对带有动物纹样的青铜礼器的占有,就意味着对天地沟通手段的占有。”[1]籍此意义,使用者只能是以王为首的统治集团。他们穿上绣绘动物纹样的华丽服装,使用铸有威严凶猛的兽面纹样,一方面表示对天地神灵及祖先的崇敬,以达到神人共通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在隆重的场合中体现等级地位,以维护统治秩序,这样就产生了礼服制度。

西周宗法社会的等级阶层以血缘亲疏和地位尊卑来确立,因而周礼的内容包括“亲亲”和“尊尊”两方面,“亲亲”是亲其所亲,“尊尊”是尊其所尊,都是要严格贯彻等级制原则。《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1]通过“亲亲之杀”和“尊贤之等”做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这也是周代礼制的核心,“是确立血缘与等级之间的同一秩序,由这种同一秩序来建立社会的秩序。”[1]最能显示这种等级秩序的要数每人都要穿用、极具表现力的服饰,因而服饰就兼具了阶级社会最重要的使命。服饰制度也就在等级及礼制的双重作用下出现了。

二  服饰制度的初步出现
《礼记·王制》曰:“命典礼,考时月,定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1]衣服与礼、乐同处于国家重要地位。《周礼》中详细记载了周代服饰制度,从服饰官职的设置、职责及服饰的等级服用等。

在天官、春官、夏官及冬官以下分别有掌管服饰制作的官职,具体有:天官:司裘、掌皮、内司服、缝人、染人、屦人,追师;春官:司服;夏官:节服氏、弁师。冬官:荒氏、玉人等。王及后的服饰制作和具体穿着有专人管理。《周礼·天官》:“天官内司服设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掌王后之六服。春官司服设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青一人,徒十人,司服掌王及命夫人之服冕。”这些人具体负责王、后服饰的各种配制以符合礼的要求,实质则是强调等级地位。金景芳先生说:“离开等级制度就没有周礼。这表明了周礼的本质。”[1]

服饰制度强调的是社会各阶层服饰的等级使用,这种差别不仅体现于统治阶级与庶民之间,也表现在统治阶级内部。《尚书·皋陶谟》:“天命五德,五服五章哉”。孔安国传:“五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异,所以命有德”。孔颖达正义:“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贵贱之伦,位有上下之异,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为五服,所以表贵贱也。服有等差,所以别尊卑也。”[1]这里的“五服”是指吉服之五服,标识的是不同级别贵族与王之间使用差别,体现的是上下尊卑等级。另外,还有丧服之五服,服用详细规定见于《仪礼·丧服》,穿着不同标识的丧服体现的是与死者宗法血缘上的亲疏距离,体现的是血缘等级。这样通过服饰差别,表现社会各阶层人们政治地位的尊卑贵贱及宗法血缘中的亲疏远近,双重约定了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使人人都安于本分,遵守规则,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孔子言“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1]叶梦得对此释曰:“以其显疑,故贵贱有等,以其辨微,故衣服有别。贵贱以爵列也,爵以诏德,观其贵贱,则知德之厚薄也。衣服以功赐也,服以显庸,观其衣服,则知其功之有大小也。至于朝廷有位,则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视其位,则知其定分而行逊避矣。”[1]点明了服饰制度的本质是“明等级,辨亲疏,安秩序。”也正如王继平先生所说:“人类服饰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服饰制度即服制的形成。这是影响古代社会服饰发展的重要制度。服制就是区别不同社会等级、不同场合服用形制的规定或规范。服制的产生,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统治者建立其权威而确立的制度。”[1]

   《仪记》、《周礼》、《礼记》中都详细系统地记载了当时规范各阶层的礼,几乎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饮食的种类、服饰的穿着、青铜礼器的使用,及宫室宗庙的大小、陵墓棺椁的享用、车马出行的使用等,都规定得具体而详细。但三礼成书年代问题使人们对其所载是否为西周时的实况产生质疑。近年来,结合可靠的考古资料来看,西周时期祭祀等级制、佩饰等级使用制确实存在,只是祭服的具体形制,由于实物留存的不易及先秦典籍记载笼统和缺失,给后代儒家及经学家们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他们在事实基础之上阐发和想象其使用情形,以符全他们设想的理想社会。

    因此,可以认为西周时期确已初步显现了服饰制度,如佩饰制度、冕服制度等都有雏形,但具体到其它方面还不完整。

三 服饰制度的形成与巩固

东周时期,周王室开始衰微,以周王为中心的礼制走向衰败,西周时期初步显现的服饰制度在礼崩乐坏的年代遭到了破坏,服饰违制的现象不断发生。同时,社会变革时期,使得人们身份地位发生转变,新兴权贵阶层想使新身份得到认定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纷纷实行变法来重塑社会秩序;社会的混乱局面也使得古礼制重新抬头,人们对礼制社会燃起了新的渴望。服饰制度得以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形成和加强。

1. 身份的重新厘定
春秋时期,诸侯随王室衰微而崛起,使得宗族血缘体系的礼制社会走向衰落,社会进入变革动荡年代,原有的固定社会阶层面临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来自士及商人阶层的兴起,还有新兴的军功贵族。

士初指武士,源于氏族社会时期追随首领作战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成为保护奴隶主统治的亲兵,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西周时期,实行宗法分封制后,嫡长子继承制遗留下来的旁系庶族也并入到“士”的行列。如王的庶子最高只能是公,公之庶子最高为大夫,大夫庶子最高为士,士的嫡长子还为士;另外“国”之有德才的庶人也可为“士”。《诗·小雅·甫田》:“我髦士。”毛传:“悉,进也。”《尔雅·释言》:“髦,佼也”郭璞注:“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士隶属于卿大夫,成为其家宰和家臣。

春秋时期,士也包括文士,主要出自于受私学教育的庶人。他们在商周以来“学在官府”的旧教育体制解体后,得以有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开创了求仕进学之途,“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惕);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1] “学而优则仕”成新的立身标准,他们“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形成了文人集团,“其身甚修”、“其学甚博”的士得到当权者的重用,如春秋五霸伟业的建立,都是依靠士的才智和力量。

春秋后期,士阶层开始崛起。“士阶层的兴起,应包括有这样两种历史涵义:一是指原来隶属于卿大夫的宗法家臣在卿大夫势衰力竭时的强大与横行;另外则是指非宗法性的士—即后世士大夫式官僚前身的出现。”[1]当那些本为卿大夫家宰和家臣的士逐渐掌握操纵了卿大夫世族的经济、政治或军事力量时,就具备了家臣专权的实力基础,有的想上升为大夫;有的则想发展自己的家族组织。处于统治集团最底层的士,随着他们在政治、文化及其它各方面都做出的世大贡献,想谋求更多的权利和更高的地位,渴求社会的变革。

春秋晚期,在工商业繁荣的基础上,出现了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战国时,经商之风盛行,涌现出一批大商人,有的后来从政,建立功勋,如管仲、吕不韦等。有的富可敌国,名扬天下。如孔子弟子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大盐商猗顿,还经营养殖业,“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赀拟王公,驰名天下”,范蠡弃官经商后,“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1]他们积聚了大量财富,势必追求高档的生活,也要享用高级的服饰,这对长期以来大贵族集团独断享受高级服饰的局面造成强烈冲击。再加上贵族阶层“一世有功为官,万世皆荣”的世袭制度,贵族子孙们无功而锦衣玉食,以为荣华,也对以服饰体现等级的表现形式造成混乱。

2. 礼的重新修定
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已不再适于新形势,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尤其是到战国后期,伴随着诸侯兼并战争的加剧,强权政治出现,士人平民登庸,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新的社会等级体系形成了,新的等级体系主要体现其权位、才能、功劳和财富,旧贵族世袭的社会等级体系随之彻底失去了作用。面对整个社会秩序需要重新厘定的局面,维护新当权者利益的服饰制度也要进行修定和改变。

这时体现等级秩序的礼有了新的调整。如《荀子·富国》云:“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1]认为礼仪能“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1]即是使各等级不同身份的人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满足,也就是所谓的“群居和一之道”,突破了西周时“礼不下庶人”的框架,成为普及化、全民化、复杂化的内容焕然更新的礼。

荀子在“礼”范畴又加入了“法”的内容。他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可以看出受法家影响之深。战国时的礼表现内容除原有的“五礼”外,还有冠、婚、丧、祭、相见、乡饮酒的“六礼”,荀子言“修六礼,明十教”[1],用“六礼”序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七大人伦关系。和以前的儒家之礼有了大的区别。
荀子的言论为新的封建等级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规范社会思想观念及崭新生活组成的性质功能,是充实社会结构新秩序、认同社会经济分配新形式、保障新兴统治集团权力运作的重要准则。

3. 服饰制度形成与巩固
社会新旧秩序交替之时,服饰穿戴上的越礼行为屡屡发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有子臧聚鹬冠琼弁而被杀,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诗》曰:‘彼己之子,不称其服。’子臧之服,不称也夫。《诗》曰‘自伊戚’,其子臧之谓矣。”[1]《礼记·玉藻》载季康子始穿缟色朝服,而当时朝服是缁色,此为违礼行为。齐桓公服紫、楚文王好獬冠而引发的全国效仿等,都是服饰制度不完备的表现。

战国时期,面对旧有制度遭到破坏的混乱情况,建立新的等级制度以稳固新的社会秩序提上日程,实际上也就是从贵族世袭制向封建君主专制的演变。诸侯国相继推行变法,制定严法律令,其中共同重要的一项就是废除世袭制,也就是打击世族的特权,以扩大新兴权贵的利益。如李悝变法的“夺淫民之禄”,即是废除一世有功为官,万世皆荣的世袭制度;吴起变法的“消灭世卿世禄制”,罢免无能无用的贵戚世族;商鞅变法中的“奖励军功,废除世袭制”,实行“明尊卑、爵秩等级”,爵表示一种等级,即职为所任的行政职务,也就是对官吏身份进行新的等级划分,共有二十等爵制: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四级以下相当于原来的士,五至九级为大夫等级,十至十八级相当于卿,十九、二十为侯。爵秩的获得以军功来定,爵秩高的人才能担任重要官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1]变法主旨是对世袭贵族,即所谓“淫民”无功而享用爵养世袭特权的剥夺,按功劳重定尊卑、爵秩和等级,明确了不论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有军功既可受到爵禄,便利了庶民入仕之途,一大批军功地主出现,成为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盐铁论·险固》:“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服饰享用上也就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齐国为纺织大国,春秋早期服饰使用上已生乱象。《说苑·反质》载齐桓公曾就此事问询于管仲:“吾国甚小,而财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舆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1]战国时情况更甚: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六》:“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

《管子·权修》:“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凌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将立朝廷者,则爵服不可不贵也。爵服加于不义,则民贱其爵服,民贱其爵服,则人主不尊,人主不尊,则令不行矣。”

统治者意识这种状况的危害,决定明确立法来规范穿着行为。田齐刑法有“锦绣之禁”:“齐威王时,国中大靡,民不衣布,于是威王造锦绣之禁,罪若诽谤王矣。”[1]

《管子·服制》:“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将军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丝,不敢畜连乘车。”[1]

《管子》现在确认成书于战国,其中〈服制〉明确了服饰与等级地位的关系,从服饰质料、纹样、色彩等方面规定统治集团内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基本的区分标准,如僭越即犯刑,服饰制度得以在法的保证下遵守实行,从此之后服饰和地位等级结合得更加密切。当然〈管子〉一书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也有“稷下学宫”构建有序和谐社会的设想成分,但也代表了当时盛极一时的田齐法家思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时期服饰等级使用的严肃性。服饰制度得以完备巩固并贯彻执行,所以可以肯定地认为我国古代的服饰制度在战国时期完备并确立下来。

4. 服饰制度的表现
 服饰制度要表达的内容,主要是通过身份地位与服饰的相配关系来构建有序和谐社会,主要通过儒家的“礼”来表现,因而儒家典籍中有较多记载:
    《礼记·王制》“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1]
《礼记·表记》:“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礼以节之,信以结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极之,欲民之有一也。《小雅》曰:“不愧于天,不畏于人。”是故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是故君子衰绖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诗》云:“惟鹈在梁,不濡其翼;彼记之子,不称其服。

   《礼记·玉藻》:“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韦。”
   《礼记·玉藻》:“天子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黄裳、杂裳也。皮弁服皆素韠。
   《礼记·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绡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绞衣以裼之;羔裘豹饰,缁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锦衣狐裘,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
   《礼记·玉藻》:“天子素带朱里终辟” “而(诸侯)素带,终辟;大夫素带,辟垂,士练带,率,下辟,居士锦带,弟子缟带,并纽约,用组三寸,长齐于带。”
   《礼记·礼器》:“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熏裳。”
   《周礼·春官·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斋服有玄端素端。”
   《说苑·修文》:“是故皮弁素积,百王不易,既以修德,又以正容。孔子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

    《荀子·王制》:“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1]。
儒家是以服饰为彰显手段从而达到对礼制的遵守,建立一个上自天子、诸侯,下达于庶人的上下有等、亲疏有别、长幼有序、各服其服、各事其事的理想社会,其实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宣扬等级制度的合理性,使人们安于己守,实现“垂衣而治”。服饰制度的政治文化内涵就是“贵贱之别,望而知之。”[1]所以中国古代服饰带有强烈的阶层标志,统治阶级为宽袍大袖、颜色鲜艳、佩饰华丽的装束,下层劳动者则是窄袖短衣、色彩暗淡;统治阶级内部也要以色彩、纹样、饰物等来彰显等级差别,服饰成为等级社会维持秩序的得力工具。东汉时,皇帝曾就服饰体现的等级问题,亲自主持全国经学会议专门进行论述,汇编成《衣裳篇》。云:“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绤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故天子狐白,诸侯狐黄,大夫苍,士羔裘,亦因别尊卑也。”[1]

四 服饰制度的完备与发展

服饰制度是社会等级在服饰使用上的体现。西周时期以“德”作为治理国家的理念,这时服饰差别缘于德之大小高低,“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絺绤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1]在礼制、德治遭到破坏的年代,以德之高低来定服饰已不合时宜,无德奸妄或富有之人常常僭越,新执政者试图以法令来杜绝这种现象,这也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年代服饰制度得以确立加强的原因。
    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秦国早在商鞅变法时,服饰等级已有规定,但因统一后时间较短,没来得及制定系统详细的服饰制度,只在服色上遵阴阳五行学说,为水德尚黑,规定祭服为黑色,“灭去礼学,郊祀之服,皆以袀玄”。常用服色,“秦始皇制,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又“始皇元年,诏宫人令服衫子,并五色花罗裙”。实际上在服色、形制等方面都是对先秦服饰制度的继承,只是规定得不具体。

服饰制度的贯彻执行以法来维持,混乱年代无暇顾及常使服饰制度遭到破坏。汉立国时,“与民无禁”,“国家不设车旗、衣服之禁”而使服饰服用情况混乱,于是高祖八年下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纻罽,操兵乘骑马。”贾谊上书中痛陈这种乱象: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緁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1]

汉武帝时,确立以儒术为治国之本,服饰等级得以确立,重新严格服饰使用的社会等级规范。故唐朝史臣修《晋书》时说“《周礼》弁师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自后王之制爰及庶人,各有等差。及秦变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旧法扫地尽矣。汉承秦弊,西京二百余年犹未能有所制立。”[1]反映出后世服饰制度未立而造成混乱局面的反省,也说明及时建立服饰制度的必要性。

    秦汉时期的服饰制度,是对先秦时期基本形成的服饰制度的继承和补充,以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各朝代于立国后都要制定服饰制度,重新界定社会各阶层的服饰穿用,以稳定社会秩序。晋代修《后汉书》首创《舆服志》,专门记载了车旗、章服、冠履使用的规章制度,以后史书沿续这一做法,都有《车服志》或《舆服志》,体现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服饰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充分发挥服饰表身份地位的功能,详尽规定社会各阶层享用的服饰等级,这时的服饰制度已和“礼”与“法”联系在一起。当然各朝代对服饰使用的规定不尽相同,但目的却是相同的,就是力图建造统治阶级所畅想的和谐有序社会,使等级社会更为稳固,实现“垂衣裳而天下治”。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就是封建统治秩序和封建法权的反映[1]。服饰制度成为维护统治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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